劳动保险案例博客

争议焦点
    2005年1月薛某与某广告公司签订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，2006年5月，薛某因家庭变故，精神上遭受打击，患精神分裂症住院治疗。薛某所在的公司得知此消息后，欲和薛某解除劳动合同，便拟定了一份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书，于2006年8月派人去医院看望薛某时，让薛某在该协议书上签了字，签字时薛某的父母不在场。
    随后，公司为薛某办理了退工手续，并将其档案转到了街道相关部门。薛某的父母听说此消息后，向公司有关部门提出不愿意解除劳动合同的请求，希望公司能予以考虑，但公司不同意。在双方协商未果的情况下，薛某父母遂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。

庭审答辩
    在仲裁审理中薛某的代理人称，薛某在住院治疗期间，就算不是精神方面的病，也应有医疗期，况且薛某是患了精神方面的疾病，属于限制行为能力的人。公司即便有何要求也应与薛某的父母商量。所以，薛某签字的这份解除合同协议书无效，双方应恢复劳动关系。
    公司则辩称，在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上有薛某同意解除合同的签字，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，因而不同意薛某代理人的请求。

劳动仲裁
    仲裁委员会在开庭审理后认为，双方当事人在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时，薛某处于精神分裂症治疗期，不具备相应的行为能力，在这个时间段所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是无效行为，因此，这份协议书的签订是无效的。最后，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，公司应恢复与薛某的劳动关系，继续履行劳动合同。

案件评析
    本案是一起因职工患精神病导致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引发的争议。
    关键点有以下几个：薛某签字的行为是否为其真实意思的表示；解除合同的行为究竟属于协商解除还是单方解除，如果是单方解除，符合不符合法定程序？
    从本案的案情看，薛某患精神分裂症且处于住院治疗期间，应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，其对于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缺乏判断、理解和预见及相应后果的能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其行为应当由监护人代为进行，或在征得监护人同意之后进行。但是，公司却在薛某父母不在场的情况下，让薛某本人在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上签字，因此，从法律角度讲，无法断定签字行为是薛某的真实意思的表示。
    根据《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》第29条的规定，判定劳动合同究竟能不能解除，用人单位的解除行为是否有效，与确定单方解除还是协商解除有直接关系。
    本案中，薛某患精神分裂症尚处在医疗期，其签字行为并非真实意思的表示，因此，解除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的单方行为，同时，由于薛某法定医疗期尚未满，因此，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无效。

（徐汇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  韩玉婷）